李宗仁回忆最后一次宴请蒋介石：岗哨布满街道，蒋经国在后厨尝菜
前言
1949年9月下旬，居住在广州梅花村陈济棠旧宅的蒋介石，收到了李宗仁的宴席邀请。
李宗仁此番邀请，是受到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劝说才有的举动，而朱家骅之所以有此举，想法更是简单，他希望能够通过此次宴请，来缓和李、蒋二人的矛盾。
随着三大战役落幕，蒋介石手中的国民党军精锐损失殆尽，在面对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逼迫下，不得不宣布下台，但仍然在背后操控
李宗仁虽然有心做一番事，但其实很难有所作为。
在人民解放军向华东、华南、西南进军的同时，蒋介石为了挽回危亡的局面，于7月16日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，蒋在会上提出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条例，规定中央非常委员会是党的最高决策机构，主席、副主席分别由蒋介石、李宗仁扣任。
蒋介石虽然还在下野解读那，但实际上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
不过，每次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开会，会场都显得十分尴尬，李宗仁、蒋介石彼此面对面，都显得无话可说，他们两人都不说话，这令在场许多人都无所适从，是以朱家骅才有此提议。
奇特的宴请
李宗仁虽然同意朱家骅的建议宴请蒋介石，但对于蒋是否能来，显得很没有底气。毕竟过去几十年，蒋介石与李宗仁、白崇禧的桂系矛盾基本可以算是不公开的秘密。
不过，令李宗仁颇感意外的是，蒋介石居然答应了他的邀请。
以至于李宗仁还以为，蒋介石也有缓和矛盾的打算。不料当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 差点气歪了他的鼻子。
李宗仁在迎宾馆请客，自己是心底无私天地宽，就只带了两个随从赴宴，以便在宴会期间做传达之用，其余出席宴席的人，也多数都是国民党当局军政要员，此番过来也都很随便。
蒋介石却不一样，在临来之前，便大张旗鼓的派出了大队的便衣沿街封锁，并带了大量的卫士出席，还封锁了整个迎宾馆，仿佛如临大敌一般。
李宗仁心中虽然不快，却也没有现场点明，而是自顾自的命人上菜。
由于各方面对此次蒋、李二人的宴席记载并不多，因此本文只能参照《李宗仁回忆录》里记载的场景来尽可能的还原。
就在宾主之间其乐融融的时候，李宗仁发现宴席上不见蒋经国，于是主动问了一句：
“我派人去叫经国来吃饭吧！”
蒋介石却出乎意料的摆了摆手：
“不用管他了，我们吃我们的就好了。”
李宗仁虽然大惑不解，却也没多问什么。
事实上，自从蒋介石宣布下台退居溪口以后，蒋经国就负责了他身边的保卫工作，此刻蒋经国不在这里，当然是在他应该在的地方。
一直到宴席结束后，李宗仁才通过副官口中得知了一个真相。
原来就在宴席间，蒋经国带着一群人在厨房检查，每一道菜都要经过他们检查以后才能端出，显然蒋介石怀疑，李宗仁可能趁此间隙，将他给毒害了。
李宗仁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以至于多年以后，他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还十分气愤：
“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，本来是出于一番好意，没想到他生性多疑，更因惯于暗算他人，担心我‘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’，因此授意经国严为防范，以致造成类似‘鸿门宴’的紧张场面，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。这种做法，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！”
倒也无怪乎蒋介石紧张，事实上本就是通过政治斗争起家的蒋介石，对于“鸿门宴”这一套流程，可以说是相当清楚。
各路军阀均对蒋“下手”
蒋介石本就是以政治斗争起家的，早在大革命时期，他就把这套手段玩儿的很溜。
大革命时期，蒋在国民党派系中实力并不突出，而最具影响力的有三人，分别是汪精卫、胡汉民、廖仲恺。
1924年8月，廖仲恺遇刺，国民党左派势力为之一挫，甚至还打击了稍稍冒头的共产党人，蒋随后通过调查廖仲恺案（当时蒋介石、许崇智、汪精卫组成廖案调查小组），打击了当时同为国民党右派实权人物胡汉民，并迫使其远赴苏联考察，并斗倒了时任粤军总司令的许崇智。
蒋介石通过收编粤系队伍，一下子跃升为国民党内部实权人物。
北伐前夕（1926年），蒋介石又炮制中山舰事件，打击了中国共产党。并在1927年4月发动反革命政变。
之后蒋介石通过与宋美龄结婚，争取了江浙财团的支持，对外还争取了美日的帮助，并成功于1928年复出，通过联合李宗仁、阎锡山、冯玉祥北伐，并打败张作霖，北伐成功后，又通过军事编遣会议，裁撤各派系军队，并通过武力（中原大战），迫使各方屈服。
就这样，蒋介石通过一系列手段，瓦解政敌的势力，然后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。
不过，也因为手段过于“狠毒”，蒋介石与各方派系矛盾都很大。
粤系将领张发奎就曾向李宗仁建议，不如把蒋扣下来。他所在的粤系同蒋本就有积怨，更别提张发奎过去就对蒋没有好感，所以对蒋的怨念颇深。
不料李宗仁听后，婉言拒绝了张发奎的建议。
张发奎并没有死心，后来人民解放军兵进两广期间，蒋介石又暗中授意胡琏等将领，将兵力调离广东（调离还能保存实力，不调离只有死路一条），张发奎对蒋暗中下令表示不满，再次向李宗仁提出要把蒋介石扣押起来，搞“第二次西安事变”。
老实说，李宗仁不是不想解决蒋介石，实在是到了这个地步，解决蒋介石也于事无补，于是再次反对张发奎的提议，惹得张发奎怒斥其：
“德邻（李宗仁字），你胆子太小，你胆子太小！”
李宗仁后来对张发奎说的一番话，却很有道理：
“你不在其位，可以这么想，你要是在我的位置上，断不会这样行动。如今我们最需要的有两样，一是兵，二是钱。蒋已经把兵调走，把钱运到了台湾，我们就算把蒋介石扣起来，能把兵调回来，把钱运回来吗？处理国家大事，应该从国计民生出发，不可逞一时之私愤，在败亡前夕做出这样无济于大局的事情，为天下所笑。”
张发奎听后，并不理解李宗仁的苦心。
两广失陷后，蒋介石把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台湾以及西南地区。
当时西南地区军阀，如云南的卢汉、四川的邓锡侯、潘文华、刘文辉与蒋也有积怨，他们当时在中国共产党感召下，已经决定要起义，并一度要捉蒋，还是胡宗南紧急通知，才使得蒋介石逃出生天。
自食苦果
当然，蒋介石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，他过去为了独掌大权，常排挤消灭旁系，搞得人心尽失，又盲目亲信嫡系，刚愎自用，听不进正确意见。
在蒋介石离开之前，李宗仁与其有过一番大胆的对话。
1949年9月中旬，迎宾馆宴席后，人民解放军逼近广州，也许是意识到今后再难与蒋谋面，李宗仁大着胆子给蒋打了个电话，要求与蒋面谈。
等到与蒋见面后，李宗仁一上来就表示：
“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。我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，是因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，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，阿谀之言！只有他教训别人，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，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。”
出奇的是，面对李宗仁言辞犀利的指责，蒋介石竟然一言不发。
“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，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。例如东北‘剿共’的失败，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，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；又如发行‘金圆券’，引起全国经济恐慌，人民破产，自杀成群，你不躬自反省，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；再如你纵容特务，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，引起舆论指摘，你不自疚，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……几此种种，真不胜枚举！”
李宗仁毫不客气，历数蒋执政以来的过失，以及用人失察的过失，本来他以为，蒋介石肯定会反唇相讥，但蒋自始至终，都没有说一句话。
据李宗仁回忆：
“蒋先生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，面色极为紧张尴尬。当我有所责问时，他只是唔唔诺诺，讷讷不能出口。可是当我说完汤氏这段故事时，蒋氏面色反显和缓。”
李宗仁所提的“汤氏故事”，是指汤恩伯出卖恩师陈仪后，致使陈仪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之后蒋暗中授意，命令汤恩伯到福建，挟持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离闽，并代替朱绍良出任福建省省主席兼绥靖主任。
蒋介石听李宗仁说起这段公案，才含笑向李宗仁道歉：
“德邻弟，关于撤换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一事，是我的错误，请你原谅。”
广州解放后，李宗仁则是从广州飞香港，不久后飞赴美国，与蒋介石再无见面。
多年之后，李宗仁回忆起当时与蒋“廷争面折”颇有些自得，认为蒋在听了他的话以后，有些汗颜的意思。
不过，在我们看来，似乎并不能这么简单的看，面对李宗仁的批评，蒋介石并没有过激的反应，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重掌大权，桂系已经很难再翻身；另外一方面，恐怕也暗含了蒋对李宗仁话里的认可。
蒋介石后来到台湾以后，反省了过往军事上的失败，并提出了一揽子重整陆军的想法，败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将领，除了少数继续获得重用外，大部分都被废弃不用，诸如胡宗南、汤恩伯等更是结局凄然。